［#沈旭暉隨緣家書］
經過三個月的群眾運動，特區政府終於由「暫緩」變成「壽終正寢」變成「動議撤回」《逃犯條例》修訂，也許算是回應了民間「五大訴求」的第一訴求，「千里之行、始於足下」，雖然被視為援兵之計，畢竟也是零的突破，不少長輩都感到欣慰。但正如同一個政府過去多月不斷表示，爭論字眼不需要，即使動議獲最終通過，「壽終正寢」與「撤回」無分別，既然是一個一個「無分別」的讓步，又如何期望「暫緩」當下的劍拔弩張？假如政府的「四大行動」是回應的終章、而不是千里之行的微步，帶來的期望落差，只會適得其反。
有些「和理非」私下認為，應該「見好就收」。究竟民間怎樣會「收貨」、甚麼才是「實際」，並沒有水晶球可準確預測，但希望政府明白，整件事情的「root cause」並非經濟物質主導，也不是外國勢力主導，這些因素即使存在，頂多也是助因。當初民間對《逃犯條例》修訂顯示的高度不信任，實乃反映對近年「一國兩制」每天被扭曲的高度不信任，而這觀點其實特首本人心知肚明，否則不會以「中港矛盾」的角度，在立法會形容反對條例的聲音「全部都是廢話」。
怎樣可以簡單分析上述憂慮？
「一國兩制」這概念不同西方的federation或federacy，正如北京強調乃「獨一無二」，具體表現在它涵蓋範圍的彈性：理論上，只要不是白紙黑字的「一國一制」與「港獨」，在中間的龐大光譜，都依然是「一國兩制」。假如這是海外例子，例如法國，一修訂憲法，就屬於全新的遊戲規則，此所以由「第三共和」到「第四共和」到「第五共和」，甚至黃背心運動也有人呼籲成立「第六共和」。但《基本法》作為香港實質上的「小憲法」（這名詞對北京而言也是政治不正確），卻屬於柔性小憲法，同一條文的執行方式，可以有龐大偏差。此所以1997年以來，同一個政治框架下生活的香港人，其實已經經歷了眾多不同朝代，只是名字上沒有改變而已，粗略可分如下：
一國兩制1.0（1997-2003）：當時北京對香港事務幾乎毫無參與，一切「河水不犯井水」，民間毫無港獨聲音，和港英後期的最初分別只是「換旗換督」，而董建華在全國的排名和實質地位，也遠高於現在的特首。可惜碰巧出現國際金融風暴，整個蜜月期並沒有轉化爲一般人的收成期。直到2003年出現七一遊行，北京的憂慮開始出現，開始調整香港政策。
一國兩制1.5（2003-2012）：北京雖然開始參與香港事務，但依然希望以公務員治港的實驗，多給予一次「港人（相對）治港」機會；取代董建華的曾蔭權曾豪言和中央「玩舖勁」，任內錄得至今最高的特首民望，而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，不用推國民教育，香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也創新高；其實即使是七一遊行時，港人的不滿也只是針對特區政府，北京的威望依然很高。但最後這任政府被批評為對國家安全議題把關不力、打擊地產霸權不力，曾蔭權的下場，更是令人欷歔。
一國兩制2.0（2012-2019.6）:梁振英擊敗唐英年當選特首，可看作中央對香港管治的一次路線大調整，強調土地問題是重中之重，希望通過在經濟議題造出成績，主打「民生」議題爭取民意；同時提倡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及內交，改變過去十多年政府對「一國」的相對忽視，但以群眾鬥爭手法協助施政的風氣也開始出現。結果種種抗爭，因為政府路線的改變而激化，本土派逐漸成為氣候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，2014年的雨傘運動、2016年的旺角黑夜，都是對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收緊的回應；而當和平爭取的期望完全落空，勇武抗爭的民意也開始形成，整個管治模式和2012年前相比，彷如隔世。但客觀而言，政府「只是」以親疏有別形式扶植政治新貴「革新」建制派的政治光譜，加速中港融合，其他手段的打壓雖然開始出現，但尚未成為制度的一部份。
一國兩制2.5（《逃犯條例》如果通過）：條例修訂之所以惹來破紀錄人數的激烈反對，數以百萬計的港人多次上街，比例上冠絕全球，因為它激起了港人的深層憂慮，拆毀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「兩制」最重視的法制防火牆，令香港社會及國際社會重視一切行之有效的規章，都被殃及池魚。無論者是否過慮、無論湯家驊如何辯解，民眾擔心「一國」層面的其他規則和潛規則，也會加速來到香港，乃客觀事實。假如修訂通過，香港可說進入了「一國兩制2.5」時代；而民間的「五大訴求」，無論內容是甚麼，歸根究底，其實就是「不要出現一國兩制2.5」；即使回不去1.0，最好也要是2.0之前。
理論上，「動議撤回」條例、特首及官員落區開展對話平台，應該是保證2.5暫時不會出現，但民間為甚麼不可能滿意？這是因為——
一國兩制3.0（2019.6—）：6月大型群眾運動後，形勢急轉直下，不少人都被「點收科」這問題牽引，卻不為意一個超越2.0的威權主導、部份直接訴諸Rule by Fear的全新管治模式，已經全方位出現，特徵包括：
（1）完全依靠警隊具高度爭議性的執法，處理政治問題及異見聲音，期間出現的7.21、8.31，以及幾乎每天可見的濫「捕」及濫「暴」，甚至員佐級協會直斥示威者為「蟑螂」等「仇恨語言」，都不是2.0時代所能看見。這自然不是說示威者沒有使用武力，但正因如此，民間才認為必須一個有法定權力、可以傳召證人及查看文件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一切，否則更不可能還原一切。
（2）黑社會公然介入政治議題，不少公眾人物無故遇襲，連完全和平的連儂牆也出現針對普通市民的襲擊案，這和激進抗爭者針對象徵性物件和警察，帶來的陰霾，不能相提並論，而且前者並未受到同等程度的制裁，和示威者已有過千人被捕完全不成正比，更令人對社會治安有合理憂慮。
（3） 律政司可以在拘捕疑犯一天內起訴暴動罪，對同期其他相關罪行明顯有不同處理，連法庭檢控主任協會主席也發公開信質疑警方說謊、司法機關盲目配合會損害法治，反映「三權合作」、「依法治港」正取代「法治」概念。
（4）各行各業開始出現政治審查、秋後算賬，最明顯的例子是國泰航空，母公司備受政治壓力下，不少員工被無理解僱，具體罪名不過是參加了合法遊行，或在社交媒體顯示對運動的同情。遊行示威是《基本法》賦予的基本權利，以私人帳戶在社交媒體發言屬個人行為，但自從國泰先例一開，其他業界內部也陸續傳出成為對象。屆時社交媒體的白色恐佈、每個工作將出現的政治審查、作為資格審核的一部份，將不能回頭。這還不說可能隨之出現的換血，那就是4.0時代了。
於是，邏輯問題來了：假如這一波群眾運動的root cause，是令「一國兩制2.5」不出現，並把一國兩制帶回相對安穩的前2.0時代，此刻卻在運動期間，衍生比通過條例後的「一國兩制2.5」更令人不安的「一國兩制3.0」，特區政府要面對的深層次憂慮，早已比6月反修例時更嚴重。不少年青人以死相告，可謂絕望的明證。
建制內部的開明有心人如人大代表田北辰也明白，「社會焦點已不在撤回修例」，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是「今時今日百分百必須需要做的事」。雖然不少人對委員會不寄予厚望，但假如委員會的調查範圍能涵蓋「一國兩制3.0」時代的上述特徵，一杯水端平查清一切，根本扭轉警察濫暴的結構性原因、杜絕黑社會襲擊平民的體制內外背景、為被秋後算賬的國泰員工及其他同類案例找回公義，帶領一國兩制起碼回到2.0時代，「五大訴求」自然得到回應，那份誠意，才是真正釋出的善意。
但假如特區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這些問題，或根本不被賦予處理這些問題的空間，「一國兩制3.0」就是fait accompli。對2.5的不滿已引來如此反應，3.0又會如何？政府朋友認為不要「得寸進尺、得隴望蜀」，但究竟這形容詞的subject，是哪方？假如政府昨天的姿態，在三個月前，即「一國兩制3.0」出現前搶先一步，運動早已「壽終正寢」；但到了今天，依然不承認root cause的根本，更悲慘的結局，豈非還在後頭？斗轉星移，放眼不羨永恒星體、悠悠沉睡終古之眾，在上位者空自等待果陀，何異活於平行時空。
明報筆陣2019年9月5日